勒胡马第六章、交易(2/3)

不大可能下野，按照惯例，很可能做一两年的尚书令，就晋升为三公或者仪同三司，则实权虽减，名分增高，裴该也不可能因此而怨怼梁芬。

阮孚身在局外，反倒看得比局中人祖约更为清楚明白，当下一言惊醒梦中人。祖士少急忙避席，深深一揖，说：“遥集大才，某实不如也！”心说本以为此公不过善清谈而已，平素只知蓬发饮酒，或者给木屐上蜡，就不怎么在意政事，不想竟有如此见识啊，我能不能利用友情把他拉到祖党来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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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大司马还朝，以及归还平阳、河东二郡的奏书，荀崧虽然按下，却当然会写信去通报裴该知晓。但裴该在此之前就已经通过裴诜的密报，得知了其情，并且在其后不久，他又接到了梁芬的手书。

梁司徒书中之意：既擒诸刘，大司马因何不肯亲自归洛献俘啊？

裴该独自垂足坐在榻上，一手拿着荀崧的书信，一手拿着梁芬的书信，这边看一眼，那边瞧一瞧，然后全都撇下，手捻胡须，久久沉吟。

他自然是不可能认可那两道奏疏所议的。想当初行台关中，很大一个原因，正如祖氏兄弟所料，是为了排除掉旧官僚，而独掌关中军政，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制度革新。就目前而言，新政施行了还不到两年，其间又被刘粲来侵一度打断了进程，成效未著，关中军民也尚未彻底接受。若在此时回朝，必然很难将新政维持下去，继而推广到全晋——起码长江以北地区——那就等于半途而废了。

譬如当年曹操迎汉献帝于洛，虽说自为司空，执掌权柄，终究拦不住汉之旧臣络绎来归，什么杨彪、孔融、董承等辈，不知道给他造成了多大的麻烦。力尚不足之时，这点点掣肘，在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巨大利益面前，尚属可以忍受；但当既平河北，天下独强之后，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，政令施行也会越来越艰难，曹操因此才干脆自国于邺，把小朝廷只当个吉祥物给撇在了一边……

当初裴该在长安，就是因为所欲革新，即便梁芬、荀崧都会本能地加以阻挠，这才把整个朝廷打包发去了洛阳。倘若此刻还朝，不但要面对那些旧派官僚，甚至在对手中还得加上荀党和祖党，那革新还有可能卓有成效地推行下去吗？所以行台撤废是迟早的事，还朝也不可免，但必须多拖几年再说。

至于交还河东、平阳，那更不在考虑范围内了。此皆膏腴之地，人口也繁密，大可补关中之不足，且将势力向东伸过黄河，也便于掌控中原大局。再者说了，石虎还在晋阳，倘若大司马三军离开河东，则以祖逖为首的王师，真能东西两线作战，而不落下风么？他裴大司马率军东救，要多走多少路程，浪费多少粮秣啊！

然而此二奏所言，都是正论，倘若荀崧不给硬压下来，诏旨下达，裴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找理由推搪为好。推拒之间，很有可能破坏他一向伟光正的形象啊。

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是不是干脆跟洛阳翻脸为好啊？

石勒在河北，石虎在晋阳，蘷安在上党，大敌未灭，裴该是雅不愿主动去破坏统一战线的，说不定一个不慎，自己就会成为民族的大罪人。他自然对司马家没什么好感，来自后世的灵魂，也不会乐意做一家一姓的忠臣，但此时别说脱离晋朝了，就算在晋朝内部制造出巨大的罅隙来，也非其时也。

想到这里，裴该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：“尚早，尚早……”

自家老丈人荀崧来信，竟有表功之意，确实他此举对裴该帮助甚大，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只是归谤于自身而已。裴该已经预料到了，荀景猷这个尚书令，恐怕做不长啊……反倒是梁芬果然老奸巨猾，所言甚是有理——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归洛献俘呢？

这是归洛，不是还朝，属于临时性举措，完事了还回我的长安，不必要长久跟那票旧官僚打交道。此举的好处，一是更加彰显自身的威势、哄抬名望，可以吓阻朝中某些妄人；二是直接去跟祖逖、荀组当面交易，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
看起来，近期跑一趟洛阳，很有必要啊。只是既然丧失了献俘的机会，要找什么借口回去才好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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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该的运气确实不错，很快就得着了返洛的借口，那就是——

司马炽的遗骨终于找到了！

想当年司马炽为刘聪所杀，并未依郡公的礼仪落葬——他至平阳后，被刘聪封为会稽郡公，仪同三司——而是裹张草席，就草草埋在城外了，所以裴该进入平阳城后，才会遍寻不见。但在郭璞等人的努力下，最终还是找到了几名当年随同司马炽北上，后来担任会稽郡公属吏的晋人，指出了司马炽的葬处。

司马炽遗骸已坏，烂得几乎只剩骨头了，实话说很难分辨真假，但裴该本人并不在乎真伪，只要寻找的过程无懈可击便可。于是打造棺椁，纳其遗骨，然后亲自扶柩，率两千兵马返回洛阳。临行前他还特意送信去长安，命裴诜急来相合。

司马邺闻报，亲率百官素服出城，迎接先帝梓宫，随即百官列拜恸哭，做足了哀悼之态，也不必细说。因为陵寝尚未完工——其实是才开工——梓宫暂时停在宫内，荀邃、邓攸等人东挪西凑，好不容易才搭建起了合乎礼仪的灵堂，以便祭拜。

与前代悼祭大行皇帝不同，因荀组等人上奏，特意请来高僧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