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流伐清第十五章 被误导了(2/3)

他们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。沦为地主的佃农、雇工。清代租佃经济在清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，这也表明，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仆雇工。

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，到边远的贵州地区，从江南到江北。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，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。这样，佃农雇工就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劳作者。他们或通过交纳地租，或通过领取工值的方式谋生。但显然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，佃农雇工仍然徘徊在贫困线上。因此，这些赋税钱粮的真正负担者仍然是佃农雇工。

在满清的统计资料中。雍正实施“摊丁入亩”，百姓迫于重赋而背井离乡，到了乾隆年间便有大批流民涌向东北或东南沿海，他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趋向原本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，如宁古塔原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。

这表明。统治者希望通过“摊丁入亩”政策减轻赋役负担、安辑人民来固定税收的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，他们无法控制赋税征收从而稳定社会。由此可见，“摊丁入亩”政策并未减轻人民负担，相反，它促使大批农民逃往外地，流民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。

钱穆所著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有满清吹嘘的仁政“摊丁入亩”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：

“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，只收田租，不再要丁口税。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。在康熙五十年。当时全国人口统计，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，从这年起。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——即人口税，而人口则还是调查，五年一编审，但丁赋永不再加了。”

“实际上，这一规定，并算不得是仁政。因从中国历史讲。两税制度，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。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，或者出免疫钱。这是后来的不对。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，过些时，人民又要当差了，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，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。”

“满人跑进中国，一切都照明制，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，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。到了康熙时，再来一次地丁合一，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，朝三暮四，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，其实非此而不能。这哪好算得是仁政？”

“何况地丁合一后，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。所以这一办法，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。而且就基本说，人口税加进地税，将来人口愈增，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。直到现在，中国一般人民，除非有田地房屋，否则对国家就象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，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。总之，清代在制度上，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。”

朱永兴掩卷沉思，固然研究资料没有那么详细，没有那么准确，但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大致所在。看来，他也被包衣们的歌功颂德与扯虎皮当大旗所迷惑了，提出所谓的仁政“摊丁入亩”实在是有些草率了。

就象过高估计了八旗的战斗力一样，自己还是免不了被满清所篡改的历史所蒙蔽或误导啊！

朱永兴苦笑起来，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赋役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，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，惠政也惠不到佃户头上。谁有土地，谁占主动，谁才有决定权。除非国家用强令规定田租地租的数额，并用暴力机器保证政策的实施。但在目前，却是不宜干预的。

而且，中国古代一直有丁税，但一般一户人家的土地是一定的。人口增长代表丁税增加，负担加大。这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增长，与朱永兴所希望的人口大量繁衍是背道而驰的。

所以，要想使人口大量增长，便要使其不再受土地资源的限制，或者使土地资源大量增加。取消人头税，削弱人身控制，并且加快人口流动，这是一个办法；而对外开疆拓土，也就是侵略掠夺，则是另一个办法。

警钟再次给朱永兴敲响，让他知道，即便是穿越者，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，也有犯错误的时候。

而且，任何改革措施，都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不可能福利均沾，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磨合期，以让改革措施更加适用于社会经济的需要。他提出摊丁入亩，出发点是好的，确实是要解决农民的赋税问题，让农民减轻负担，同时让国家财政增收。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，如果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，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摆在那里，便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。

抛开满清的“仁政”——“摊丁入亩”，朱永兴又认真考虑起“官绅一体纳粮当差”的政策。

古代王朝为什么会灭亡，为什么逃不脱三百年轮回的厄运，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的结果，就是劫贫济富的结果。

比如明朝，掌握大量土地的人不需要缴税，赋税却转嫁到了无地少地的人身上，王朝初期问题还不突出，到了中期矛盾便开始尖锐。因为王朝初期特权阶层还是少数，不需要缴税的土地也不占多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问题就开始加剧，特权阶层越来越多，比如有功名的人，致仕的官员，皇亲国戚，皇帝赏赐给某人的土地，地主士伸富豪等等。就这样再熬一段时间，问题大爆爆发，王朝被推翻，接着就是新一轮的轮回。

朱永兴要想结束这个轮回魔咒，就必须解决土地兼并，但又不能违背中国千百年来的土地政策传统，那么只剩下统一纳税和向外扩张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