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嘉问看似要承担责任,其实是在邀功要赏了,赵顼想到这里,微微一笑道:“吕卿家无过,的确应当如此。吕卿家的功劳,朕会记在心里的。这样吧,吕卿家的代钱部尚书,代字去掉,这个交子城就交给你了。吕惠卿丁忧三年,待回来后,重新安排职务。先生,你看怎么样?”
吕嘉问是历史上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主持者,字望之,被称为王安石的“贸易霸主”。
自己的手下越级向皇帝要赏,王安石也不恼怒,好像看到小孩子玩把戏一般,笑嘻嘻地说道:“遵旨。有了这些交子,以后大宋就不再有钱荒之忧了,望之的确功不可没。”
吕嘉问听到了王安石如此说,还真像小孩子被大人发现了小秘密一般,站立不安起来。
“钱荒?先生以为,钱荒原因何在?可是铸的铜钱不够?”赵顼一直想不通,为什么大宋铸的铜钱这么多,仍然闹钱荒,最后不得不铸笨重的铁钱。
“大宋之困顿,并非国库空虚,国弱民贫,实在是钱荒所致。钱荒日益严重,周转不济,大商人大地主这些兼并之家便有了钻营的空间。大宋变法之要,唯在理财。圣上的交子策可谓直指扼要。”王安石没有直接回答赵顼的问题,而是不由得感叹了一番。
王安石的确有经济头脑,这点赵顼非常清楚。后世时,赵顼就曾在网上看过一个王安石的小故事。
话说北宋庆历七年,江南地区阴雨绵绵,从三月一直下到九月,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,受灾面积达一百二十七个县。米价接连上涨,到了十月,米价就由原来的每石四百文涨到了一千五百文,老百姓们苦不堪言。
江南各州府官员一面向朝庭请求援助,一面强力抑制米价惩办奸商。一旦发现有人哄抬米价,轻则没收家产发配充军,重则就地斩首。靠着这种雷霆般的手段,江南地区的米价终于稳定下来,维持在每石五百文左右。
但是,在东南沿海,一个当时叫鄞县的偏远小县里(现在的宁波),却有一个很另类的县令,不但不抑制米价,反而发出公文,以政府的名义硬性规定:鄞县境内米价每石三千文!
这位大胆的县令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王安石。
一时间,宁波境内民怨沸腾,尤其是一些普通百姓骂得最厉害。因为米价太贵,不少人家只好举家食粥。米商们则欢呼雀跃,发了大财,他们纷纷知趣地给王安石送来金银。对此,王安石来者不拒,一一收下。偶尔有外地的商人忘了敬献金银,王安石就让师爷前去讨要。
没想到,由于陕西一带连年大旱,朝庭已经赈济多年,如今国库空虚,对江南的雨灾,一时无力救助。到了第二年三月,江南市面上几乎已经无米可卖。黑市上,米价出到五千文一石,还常常有价无市。大量饥民开始涌现,不少人举家外迁。每天都有许多人饥饿而死。昔日风景如画的江南,一时哀鸿遍野凄凉一片。
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,宁波境内却米粮充足,人民生活安定。原来,全国各地的商人听说宁波米价高昂,有利可图,纷纷把米贩到宁波。宁波的老百姓们,虽然一时间将多年的积蓄消耗殆尽,却几乎没有出现饥民。对于无力买粮的人家,王安石就发给银两救助。
后来,宁波的米粮越积越多,渐渐供大于求。商人们已经把米运来,不好再运回去,只好就地降价销售。米价竟然慢慢降回到了一千五百文一石。
同江南其它地方比起来,宁波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。
这个故事足于说明,王安石的理财手段不同一般,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。
发行交子,赵顼可没有考虑到宋朝的危机其实是钱荒的危机,他要做的是把民间财富转为国家能掌控的财富,即便是国家负债运行,也能逐步缩小大宋存在的贫富差距,以聚集人心,聚集人力物力,对外扩张。
赵顼不知道的是,他歪打正着,解决的大宋的钱荒问题。正是因为这个,王安石对他非常信服,对变法的成功充满了信心。宋朝处于生产方式转型的时期,逐步向商业社会转变。但是宋朝不是小国,经济发展不平衡,商业的力量局限于某个地区,还不至于撼动王朝的上层建筑。所以交子会子都只存在于商品经济较发达成都和江南。这种弱小的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,很容易被王朝战争所扼杀。
“先生,朕没有听明白。”赵顼一阵云里雾里,不知道王安石在说什么。
“圣上,朝廷无钱,常以丝绢等实物向百姓征税。百姓生产都不过是粮食粗布而已。许多官吏与大商人勾结,所征之物,往往是百姓不能生产的东西。最后百姓不得不低价出售生产所得换取纳税之物。这一层过后,百姓哪里还有积蓄,其中的利润都被大商人盘剥了。微臣曾经所讲的均输法就是要应对此事。不过,新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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