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涟漪中国男仆的美国传奇告诉你卑微的力量(2/5)

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，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，就是后来被奉为“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”的弗兰兹·博厄斯(fanzboas)教授，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(fiedich)教授，担当了“丁龙汉学讲座教授”的人选。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，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。

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，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，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，即使提及，也都是一语带过，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，欣然捐赠“丁龙汉学讲座教授”、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。

我不满足于此。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，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，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，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，在默默地注视着我。

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?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，一会儿是市长，一会儿又是将军?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，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?

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，愈思考愈令我迷惑。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，我必须寻找他。

03用颤抖的手翻阅历史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。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！

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。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，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，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;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，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。那儿是哥大的“白宫”。

在那儿，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，我想。带着异样的敬意，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。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，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，更添其神秘意味。进入此厅，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，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。

档案馆没让我失望，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但很遗憾，“丁龙”的名下，只有两页纸的档案：

一页是“丁龙汉学讲座教授”。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，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。在这个条目下，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，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·w·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;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(哥伦比亚大学前身)，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;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。

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。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，感动其主的故事。那是一篇社论，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。

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，怀着虔诚和激动，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，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……

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?我岂能甘心！

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，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。顺藤摸瓜，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信息。

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·希尔(david·k·hill)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。骤然间，我像发现了宝藏!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，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，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。

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文件，不由得心潮起伏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要想寻找丁龙，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，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。

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，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。

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，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，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，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“卡本蒂埃将军”。他到底是什么将军?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。

这一次，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，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。我茫然无绪，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。

我极不愿在此停步。既是将军，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———没有;既是律师，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———也没有。那么，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?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，凡能想到的，我都去碰碰运气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
怀着一线希望，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·费雷兰德(nancyfiedland)女士。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，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，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，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，仍不懈地寻找。最终，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，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，在全国范围信息站里扫描搜寻，终于给她找着了！

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加利福尼亚州指南》上，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：

贺拉斯·apentie，1824－1919)生于纽约，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，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，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。此时正是“淘金